凶手左手持械，凶器为锯齿状利器。
第一刀迎面捅在她的腹部，伤口不深。姜澜没丢警察的脸，这个体态单薄的女孩，在生命的终点站前进行了激烈的反抗。除了右侧小臂的三处防卫性刀伤外，她的上半身布满了淤伤；左侧胸口贯穿心室的那刀是致命伤，而喉咙上深可见骨的伤口边缘呈外翻状，应当是在她死后凶手划上去的——至于是为了享受切割的快感，还是为了确认不留活口，不得而知。
案发地点向西、南、北三个方向可以扩散延伸出至少九个出口，居住在左近的群众没有在那个时间段目击到什么可疑的人。有人反映曾听到过一些异常的响动，但基本上没有追查的价值。
我不解：“离支队的院子那么近，一墙之隔，她为什么没呼救？”
“来不及吧，事发太突然了。”
“这不是袭击咱俩的那人，我是说凶手不但左手拿刀……”
“这两个罪犯，右手的明显强于左手的。”
“对，可他为什么要杀小姜——杀警察，活腻歪了？”
“凶手为什么会在支队周围游荡才值得奇怪。”彬反复地看尸检照片——这是我最看不得的，“尾随么？”
“尾随警察？”
“这和警察身份不一定有关系，就好像凶手选择目标和左右撇子关系不大一样——她就是右撇子。”彬把一张照片举到嘴边，仿佛能嗅出上面的血腥味，“咱俩出事那天晚上，我话说了一半：这个性掠夺者，有至少两种行为模式。”
我顺着他的思路理：“警察与妓女，低风险被害人与高风险被害人——他攻击两种完全不同类型的被害人。”
“用了两种模式。”
“攻击随机遇到的高风险被害人时，他是猎食者；攻击长期作为性幻想对象的低风险被害人时，他是潜行者。就是说——”
“池姗姗那案子你们抓错了人，但不代表找错了方向。”
“凶手是曾经出现在小姜和池姗姗生活中的人，凶手认识她们！”
“我大概只能看出这么点儿眉目。”彬把照片塞进案卷，然后整本递给我，“剩下的就是你们的工作了。比对这两个低风险被害人生活中的交集，多留意细节：她们有没有在同一家影楼拍过艺术照？会不会都常去同一家快餐店？用的是不是同一个牌子的化妆品？是否在同一个地产项目看过房？保险代理人是同一个么？……以支队拥有的资源，应该不难查到的。”
“现在就办！”我拿起手机，发现电池空了，便从口袋里翻出备用电池替换，嘴里还念叨着，“小姜这孩子太轴，扭头往队里，或者哪怕是往大街上跑，没准都能有机会活下来……妈的……”
彬若有所思地轻声道：“换你，会跑么？”
“换我？我他妈上去剥了丫的皮！”
“不，我是说，即便排除愤怒的情感因素，你会跑么？”
“呃？哦……”将一干陪练打得东倒西歪后，熊熊怒火依旧煎熬着我的大脑，想跳出来做理性思维还很难，“大概，不会吧。”
“面对凶徒，一般人都会选择逃跑。”
“我不会。”
“她也一样。”
“就因为我们是警察？所以特有神圣的使命感？”
“背对他，你是猎物；转身面对，你是对手。或战或逃，生死一念间……人对命运的选择，源自根深蒂固的性格。”
“你是觉得，因为小姜这孩子轴，所以才会选择拼死一搏？”
“不。”彬拍拍我的手背，“我只想说，她是个好警察。”
托了某个不知名的外出纳凉的大爷大妈的福——当他们绘声绘色，甚至是添油加醋地向儿女或邻居讲述案发现场的景象时，大概不会想到，半个中国在一天之内遍传“女警在公安局门口惨遭杀害”，自己便是始作俑者。网络信息时代的今天，光纤的传播速度令北京警察的公信力一时间直跌谷底。
也是，警察自己都成了泥菩萨，何谈庇佑众生？
令人意外的是，袁适主动承担了对案件定性出现错误的责任。据说，他在电话会议上坦承凶手应该不止一人，且是否专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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