还没顾上看手里的材料，我急着问道：“你也不相信他杀了人？”
杨延鹏漠然地望着我：“不，我相信。”
“那你是什么意思？”
“何哥说，因为你要抓韩哥，大家都很抵触，工作室已经名存实亡了。”
“那又怎么样？难道我应该带领工作室的人一起帮他犯罪或者逃跑么？你别听老何……”
“不是，不是……”他摘下眼镜，仔细端详了一会儿，“和你一样，我不知道韩哥为什么会去杀……做那些事，但我愿意相信，他这样做，有他的理由。”
“是的，我也相信。”我拍拍胸口，“杨子，你我都是这圈子里的人，该明白如何划分界限。”
“我能理解你，但我不可能支持你这么做。”杨延鹏又戴上眼镜，“你刚接手工作室的时候居然没把我开除，应该是韩哥拦下来的吧？”
“最终拿主意的还是我。怎么？这就值得你涌泉相报了？”
“虽说，我不认为仅凭这点儿情报就能让你们得手，但万一——我是说万一韩哥因为当初好心保护我，导致自己最后被抓……你不觉得这很讽刺么？”他拍拍我手上的文件袋，“总之，这是我最后一次帮你。再想找我查韩哥的事，揣上拘留证来家里铐我吧。”
看着杨延鹏转身离开，我分明感觉到，失去的，不只是彬。
众叛亲离的，居然是我。
最后一批情报的价值，超出了我的想象——它涵盖了我最渴望得到的信息：一九九四——一九九七，空白的三年。
关于“虎咬”：东亚部分国家的人民军特种部队、越南人民军陆军861特工团及水上特工团等至今仍在使用。
关于“医疗援助团”：一九九四年初入柬，并由红色高棉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宾森负责接洽。
上述二者的交汇点为：一九九七年越南曾派遣861特工团“纳迦”小队入柬执行斩首行动，地点在北柬安隆汶，行动代号“弑子（killson）”。依此推测，刺杀目标可能就是宾森。同年六月十一号，宾森全家于安隆汶住处被杀。对以上信息，越南官方近十年来始终拒绝表态。
另，一九九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，某“特殊行动部队”曾进入安隆汶执行营救任务，并成功解救遭囚禁的人质一名，行动部队无伤亡。据可靠消息：该人质名叫黄锋，系“纳迦”小队幸存者。
附，可供走访人员：1.黄锋，“纳迦”小队幸存者，天津人，现住广西壮族自治区四道镇民政路；2.“特殊行动部队”名册计三十二人；3.阮勋宋，越军前861特工团上尉，可能是“弑子”行动的通讯联络官，现退役居住在北越边境的芒街；4.“时天”，也许是化名，一说姓董，中国人，一说是中泰或中越混血，南亚一带的着名“掮客”，住所不详，好像熟知“纳迦”小队的情况。
我的第一反应是：最直接的见证人黄锋，最容易找到，也最容易有结果；而参与营救行动人员最没可能接受调查，要知道，军队的地盘是不认警察的；至于另外两个，可有可无，碰碰运气吧。
不过，等我查阅完地图又仔细核对了营救行动人员姓名后，前面的首尾顺序则干脆调了个儿。
第一站，天津汉沽。
从警这么些年，我才知道茶淀监狱实际上归北京监狱管理局监管，且为此还专门设置了唯一的分局。除了这没来由的亲近感之外，大概是临近营城水库与渤海湾的缘故，虽说窗外是大太阳天，提讯室里又没空调，却感到凉风习习，舒服得很。
我点了根烟，本想把烟和火柴扔到桌子的另一端，想想，还是叠放在桌面上，轻轻推了过去：“还好么你？”
石瞻眯着眼睛望向窗外，没理会我和面前的香烟。
房间里，缭绕着一种熟悉的落寞感。
“不好意思，一直没来看看你。”我先友善地放下身段，“也是不知道见你该说些什么。但你别误会，我不是来挑衅或示威的。”
石瞻正视着我，微笑道：“你的样子看起来倒不大好。”
我在想这种问讯方式也许很不明智：“可能吧，我是来找你帮忙的。”
他沉默了几秒钟，似乎在猜测我的来意，目光逐渐变得柔和起来，问道：“小莹和孩子，葬哪儿了？”
“这个……抱歉，我不知道……”
“我也很抱歉，帮不了你。”说完，他又把头转向窗外。
我把烟抽完，翻开面前一本黄色的卷宗：“因敲诈勒索被判有期徒刑八年，妨害公务两年，故意伤害两年，合并执行有期徒刑十一年——就因为定性太难，最高院为你这案子还专门下了个批复……如果你提供的帮助有结果，我可以找人把减刑建议直接报送区法院，运气好的话，你再待个六七年就能出去了。你，想不想早点儿出去？”
石瞻仿佛觉得这是个很无聊的条件，无聊到可笑：“不想。”
我合上卷，吸了口气：“蔡莹和孩子的墓冢，我可以派人去问，我都可以现在就当你面打电话！难道你不想早点儿出去，看看他们么？”
“想。”他回答得很平和，“但我想不出来有什么理由值得帮你。”
这样对峙是不会有结果的。
我翻开另一本蓝色的卷宗：“一九九七年九月，你在广西大渡港军事基地参加侦查演习，结果被临时抽调参与了一次特殊行动，从景洪出发，穿过老挝，潜入北柬，时任尖兵。”
石瞻的眼中掠过一丝惊讶。
“档案公开的部分里，行动过程被‘蒙太奇’了。结果很顺利：救出人质一名，且全身而退。”我趋身伏案，探过头紧盯着他，“石瞻，你们去营救的那个黄锋，到底是什么人？”
他还是微笑着摇头，目光平静而坚定：“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