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样，我照了一张照片，洗成了六张，就变成了六个人，出生在全国各地不同的地方，叫着六个不同的名字。
下午，六张身份证办好了。每张身份证上都是同样的一张我的照片，而名字不同，出生地址不同，身份证号码也不同。我捧着这些身份证，惊讶万分。
三轮车将我们拉到居住地的时候，已经是黄昏了。远山近水，静默无语，树影疏淡，炊烟袅袅，高高的天空中，有几只鸟的翅翼无声划过，这一切看起来就像一幅水墨画一样美丽，然而，没有人知道这里掩藏的血腥罪恶。
我回到房间，看到同寝室的四个人都在。他们刚刚吃过晚饭，正百无聊赖地坐在地铺上，有的用手指抠着脚趾甲；有的无神地望着门外；有的用手掌在干瘦的身上揉搓，一搓就会掉下一层泥垢；还有一个和我床铺挨着的，正在一根接一根地抽烟，他好像有心事。
我刚在自己的铺位上坐稳，血头肉瘤就走过来了。他站在门口，他不屑走进这间散发着异味的房间，他指着我说：“89号，明天你上班。”说完，他就离开了。我的编号是89号。在这里，血头称呼每个血奴都不用名字，都是用编号或者外号，就像囚犯一样。
抠脚趾甲的停止了动作，右手食指仍然做出一个勺子的形状，他问我：“你是什么血型？”
我说：“o型。”
勺子说：“我4e5f.也是o型，明天一块儿去。”
勺子说：“我一月要卖血十几次，每次都用不同的身份证。”他挽起胳膊，让我看他两条手臂上的针眼。手臂上，针眼密密麻麻，就像是包了一层纱布。
我问：“你隔一天就去卖血，护士难道认不出来你？”
勺子轻蔑地垂下嘴巴，嘲笑着我说：“你真是一个书呆子，谁管谁呀？只要你愿意卖，他们巴不得买。400毫升血只给我们200块钱，你知道他们卖给受伤需要输血的人，会要/a多少钱啊？一倍还不止！”
我说：“即然这样，还办什么假身份证？cite/cite浪费我们的钱。”
搓着身体的那个人接过话来说：“身份证是聋子的耳朵，样子货。”害怕我听不懂，他又说：“血站的人总得给上面一个交代，要检查的时候，看到这个身份证的人一月只卖了一次血，他们也说得过去。”
望着门外的那个人一直一言不发，后来我才知道，他是一个聋哑人。每当需要他卖血的时候，血头拉起他的胳膊，手指戳在他的血管上，他马上就明白了什么意思。
在这里，每天黄昏的时候，血头都会出现在这些房间门口，通知第二天哪种血型的人去卖血。而血头的消息来源，则是血霸。血霸的信息则来自于那些血站。血站会在当天收完血后不久，就电话通知血霸，第二天会需要什么血型的血。那时候，手机还是一个稀罕物件，血霸们都是大款，所以他们都有手机。大款喜欢上街打手机，越是在人多的地方，越要打手机。大款边打手机边散步，成了那时候大街上的一道独特景观。那时候的手机像块砖头一样沉重，比对讲机还要大几倍，拿在手中招摇过市，倍儿有面子！血霸们不仅仅有一个手机，而是有好几个，他们喜欢把手机挂在腰间，挂成一排，像挂着一排手榴弹。他们这样从大街上走过来，腰悬一排手榴弹，那种得意的神情和场景，让很多人多年后还能记起来。
抽烟的那个人少言寡语，一副很愁苦的样子，勺子说：“来新人了，发一支烟嘛！”他缓慢地从口袋里抽出烟盒，抖抖索索地弹出几根，很不情愿地给了我们一人一根。我看到这种香烟仅仅两元五角一盒，在附近的商店里都有卖。这种劣质香烟也是血奴们最常抽的一种香烟。
勺子抽完香烟后，从席子下面摸出了一个小瓶，从里面倒出几粒药丸，仰头吞了下去。
我想，莫非勺子有病？有病怎么能卖血？这种病血能够检查出来吗？血站会收病血吗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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