莺飞草长！
1980年的春风，不仅吹绿了江南岸，更推开了华夏住房制度的历史性窗口。
四月间，一纸政令如石子入湖，荡开涟漪——住房商品化试点正式启动。
从此，砖瓦水泥不再只是遮风避雨的居所，更被赋予了商品的属性。
公房折价、私人认购，这些曾经陌生的词汇开始走进寻常百姓的谈话中。
筒子楼里的邻居见面，问候语悄悄从“吃了吗”变成“买了吗？”
房管所门口渐渐排起长队，有人攥着积蓄反复盘算，有人握着批条步履匆匆。
计划经济的福利分房制度依然存在，但市场经济的幼苗已破土而出——虽然当时大多数人还未意识到，这株嫩苗将来会长成参天大树。
住房成为商品，不仅是产权证书的变更，更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。
它意味着华夏人对“家”的理解，开始从单位分配的生存空间，转向可以自主选择的资产与港湾。
同年12月大陆改革开放后的第一张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诞生了。
"个体户"这个充满生机与希望的新词汇，开始回荡在大街小巷。
越来越多头脑灵活的人开始捕捉时代的机遇。
他们毅然放下铁饭碗，投身商海，用智慧和勇气开创属于自己的天地。
街边的小摊、闹市的店铺如雨后春笋般涌现，到处洋溢着创业的热忱与活力。
在这场前所未有的社会实验中，两类探索者走上了历史舞台。
一类是“市场自然的儿女”。
他们没有背景、缺乏人脉，却有着敏锐的市场嗅觉和敢为人先的勇气。
从街边支起的一个馄饨摊，到闹市中用扁担挑来的服装杂货；
从走街串巷回收旧电器，到小心翼翼地从南方捎回电子表、录音带——他们是华夏改革后第一批真正意义上的“商人”。
通过最简单的“低买高卖”，他们不仅实现了个人财富的原始积累，更在不知不觉中成为了价格信号的最早感知者，为计划经济体制注入了最鲜活的市场因子。
另一类则是“制度转型的弄潮儿”。
他们中不乏体制内嗅到春天气息的人，或是某机关单位的干部，或是某实权部门的亲属。
凭借对政策导向的提前知悉和对资源渠道的天然把握，他们中的一些人通过成立皮包公司、承接政府项目、获取计划内指标等方式，完成了令人瞠目的财富跳跃。
这种现象，被老百姓戏称为“官倒”“价格双轨制下的套利者”，其背后折射的是转型期制度缝隙与人性欲望的复杂交织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