结案报告的墨迹未干，结案会议的掌声尚在耳边，北江分局却并未迎来预期的平静。秦风案带来的震动远超以往——一个救死扶伤的麻醉医生，一个颇有才情的业余画家，竟是将谋杀视为艺术的冷血连环杀手。这种身份与罪行的巨大反差，在警局内部和外界都投下了沉重的阴影。</p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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结案后的第三天，一场内部的案件复盘与心理督导会议在分局会议室举行。气氛并不轻松。</p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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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沈翊同志，”一位负责内部监察的领导推了推眼镜，目光落在沈翊身上，“秦风案的侦破，你的犯罪侧写和画像起到了关键作用，这一点毋庸置疑。但是……”他顿了顿，语气变得有些严肃，“你的侧写报告中，多次提及‘美感’、‘仪式’、‘静谧’等主观性较强的词汇。虽然结果证明是正确的，但这种偏向‘感性’的推断方式，是否过于依赖个人直觉？其过程和标准，能否经受住更严格的推敲和复制？”</p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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质疑的目光同样投向了苏眠。</p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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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苏眠同志，法医工作讲究绝对的客观和证据链的严谨。在此案中，你对于‘白色花瓣’象征意义、以及凶手‘追求完美’心理的辅助判断，虽然与最终结论相符，但这是否超出了法医的职责范畴？我们是否需要担心，过度解读物证背后的‘心理痕迹’，会影响证据本身的纯粹性？”</p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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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议室里一片寂静。连续经历陈晖、张明、秦风这几个高智商、行为模式极其特殊的案件，传统的刑侦手段屡屡受挫，沈翊和苏眠这种融合了技术检验与深度心理洞察的办案方式，虽然高效，却也引来了关于“专业性边界”和“方法论可靠性”的担忧。</p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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沈翊沉默着，指尖无意识地在会议桌面上轻轻敲击。苏眠则坐姿笔挺，面容平静无波，仿佛那些质疑并非针对她。</p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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终于，沈翊抬起头，目光扫过在场的领导，最后落在那个提问的监察领导身上，缓缓开口：</p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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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王主任，我理解您的顾虑。犯罪侧写不是占卜，它建立在严密的现场勘查、物证分析和庞大的犯罪行为数据库之上。我使用的每一个词汇，比如‘仪式感’，是基于凶手在现场留下的、超出必要犯罪步骤的行为模式——精确到毫米的花瓣摆放，使用工具确保圆形完美，特定药物的选择使受害者意识清醒。这些行为，在犯罪心理学上有其明确的分类和解读。这不是感性，而是对‘非理性行为中的理性模式’的识别。”</p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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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的声音平和，却带着不容置疑的专业性：“至于‘美感’，当凶手自己将行为定义为‘创造完美作品’时，解读他的审美偏好，就是理解他犯罪动机和筛选目标标准的关键。这就像解一道方程，不了解变量的属性，就无法求出正确的解。”</p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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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眠在沈翊话音落下后，清冷的声音接着响起，如同手术刀般精准：</p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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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法医的职责是呈现所有基于科学检验得出的客观事实。白色花瓣的品种、新鲜度、摆放痕迹，是客观事实。肌松药的种类、剂量、注射点特征，是客观事实。凶手在受害者意识清醒状态下布置现场，是基于药物作用机理和尸体现象推断出的客观事实。”</p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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她顿了顿，眼神锐利地看向提问者：“将这些客观事实，与犯罪行为模式数据库进行交叉比对，得出凶手可能具有特定心理特征的结论，是刑事科学技术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并非超越职责。相反，忽略这些基于证据的关联性分析，才是对职责的懈怠。证据不会说话，但证据组合而成的逻辑链条，本身就在陈述事实。”</p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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两人一唱一和，一个从行为逻辑切入，一个从证据科学立论，将质疑稳稳地挡了回去。会议室里无人再出声反驳。杜城在一旁，嘴角几不可察地向上弯了一下。</p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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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议在略显沉闷的气氛中结束。众人陆续离开，沈翊和苏眠走在最后。</p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