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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一天，我正在路灯下边看书边等客，一个50多岁的男子走过来了。他穿着蓝色西裤，白色长衫，戴着近视眼镜，是那个年代最普通的打扮，我猜不出他的身份。
他问我看什么书，我不好意思地展开封面，那是我几天前从旧书摊上淘到的一本名叫href=《蝇王》的长篇小说，是英国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戈尔丁的代表作。男子笑着说：“看得懂吗？”
我说：“以前有过一本，后来弄丢了，这本是才买的旧书。”
男子感到很惊讶，但是他没有继续说href=《蝇王》，他说：“我想去火车站，去不去？”
这里距离火车站足有五六公里，一般人都会打的的，没有人会坐三轮车。看到我迟疑，他说：“上火车的时间还早，我想坐着车看看沿路的风景。”
我答应了。直觉告诉我，这个50多岁的面目白净的男人不是一般人。
坐在三轮车上，他问我是哪里人，多大了，家中还有些什么人，我就老老实实地回答了。他听到我的谈话中夹杂着喘息，就说：“别着急，时间还早着呢。你慢慢骑。”
我们沿着江边宽阔的马路，慢悠悠地向前行驶，路边不时有携手并肩的情侣和跑步的老人。偶尔会有小轿车疾驶而过，卷起的落叶吹打在我们的身上。
他问：“你以前都做过什么？”
我犹豫了一下，就说了自己这些年的经历。这些年的经历一直压抑在心中，没有告诉任何一个人。现在，我告诉了这个陌生人，这个不会对我造成任何伤害的陌生人，我突然感到轻松了很多。我长出了一口气，心胸豁然开朗。
他坐在三轮车里没有说话，我听到他在叹气，声音很轻，像飘落了一片枯叶。过了一会儿，他说：“你有什么联系方式？”
我告诉了他我的传呼号码。
这段路程我们大约骑了一个小时，来到火车站广场，他下了三轮车，告诉我说：“这几天你的传呼别关机，我会联系你的。”
按照路程的长短，他应该给我10元钱，但是他给了50元。我说我没有钱找你，6211.我只要10元钱。他说不要找了，你太不容易了。
这句话说得我眼泪差点流出来。
我看着他穿过车站广场，夜晚的火车站旅客稀少，他走进了候车大厅，他站在门口向我挥挥手，然后才走进去。
离开火车站，我一路都在想着，他是谁，他为什么会说联系我。我突然后悔没有要到他的手机号码，然而，如果他有手机，他就是有钱人，他会把手机号码告诉一个陌生的三轮车夫吗？
那家报社宣布破产了。
那天大家互相通知，一起来到报社，看到法院的工作人员将报社的设备拉到卡车上。所谓设备，也就是一些破旧电脑和陈旧办公桌。工作人员将门封了，封条上的大红印章异常鲜艳夺目。墙壁上，一张纸片在风中呼啦啦地抖动，上面写着：“某某，上班迟到，扣50元；某某，版面错别字，扣50元……”报社在最后阶段陷入了疯狂，越没有钱，越要狠扣大家的血汗钱，而没有钱发，也就无所谓了，爱扣多少就扣多少。这张在风中抖动的纸片，成为我对这张报纸最后的记忆。
卡车拉着报社仅有的家当离开了，这幢大楼也消除了报社的所有印痕。此后，会有别家公司搬进这幢大楼，但后来者可能不会知道这里曾经是一家报社，这家报社曾有过跌宕起伏和悲欢离合，这幢大楼里曾有一群热血青年生活过。
没有人说话，大家的眼中都含着泪花。后来，有人默默离去，有人默默相随。走到了岔路口，有人提议说：“吃顿饭吧，吃完饭就散了，各奔前程。”大家又默默地来到一家小饭店，每人都把自己身上的钱掏出来，凑了一百多元，两张桌子并在一起，炒了几盘菜，一大盆米饭。这就是我们最后的聚餐。
后来，这张饭桌上的绝大多数人再也没有见到过，不知道他们现在在哪里？不知道他们生活还好吗？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他们都应该结婚生子了吧，祝愿他们家庭幸福，也祝愿他们生活都好了起来，不再忍受贫穷。
人生就是这样。一个人一生要经过很多驿站，当你告别前一个驿站的时候，你不知道还会不会回来，还能不能再见到这个驿站的朋友；当你到达下一个驿站的时候，你不知道这个驿站是什么样子，又会结交哪些朋友。
人生又是一辆长长的列车，在起点的时候，?99lib?你会认识很多人，他们和你一起开始这段旅程，而在每一个车站，都会有人下车，你无法知道此生还能不能见到这些下车的人。你也要下车，但是你不知道你会在哪个车站下车，会在城市车站，还是小镇车站，还是荒山野岭的小站。你也不会知道是你一个人下车，还是和别人一起下车。
人生充满了太多的不可预知。人生很残酷。
听说那家报社欠了印刷厂上千万元，还欠了员工几个月的工资，印刷厂把报社告上了法庭，法庭强制执行，拉走了报社所有财产。
又听说投资方广告公司把那几个月的广告费都收入了自己腰包，报社宣布破产后，这家广告公司也人去楼空，负责人携款潜逃。
而受苦受难的，还是我们这些打工者。
主任问我：“你有什么打算？”
我说：“我还不知道。”
主任说：“真对不起你，当初不带你出来多好。”
我说：“没什么，人生本来就是起起落落，你不带我出来，我怎么会知道南方这样富裕繁华。”
主任苦笑着：“我要先回家了，老婆一直在家等着。我有了好去处，会通知你。”
我点点头。我没有老婆，没有人等我。我的家在乡村，家中父亲卧病在床，我回家不但帮不上任何忙，而且还会让父母揪心。我有家，但是我没法回去。
当天晚上，我骑着三轮车把主任送到了火车站，我们在进站口拥抱着，都哭了。很多人走过我们身边，都好奇地伸长了脖子，他们不明白两个大男人为什么还要抱在一起，还要哭。主任说：“保重，保重。”然后就走进了候车室。
送走主任，在回家的路上，我双腿酸软，每骑一段路程，就要坐在路边歇歇。我感到自己一下子被抽空了，一下子没有了依靠。
我只能在南方飘着。我没有工作，不知道明天的早餐在哪里，不知道自己的未来在哪里，但是我不能告诉父母这些，我不能让父母替我担心。每次往家打电话，我都会说，我在这里生活得很好很好，让父母放心。
几个月的三轮车夫生活，让我又黑又瘦，但是身体很结实，胸大肌也突出了，摸在手中硬邦邦的。天气炎热的时候，我会光着上身，抽着一元钱一包的劣质香烟，慢悠悠地走过大街；困倦的时候，我会坐在车上，头枕着铁条焊成的栏杆就睡着了；我的嗓门也洪亮了，经常和别的三轮车夫用很粗的话语亲切地对骂着；我的双脚灌满了力量，会骑着三轮车以最快的速度和别人抢生意。我也习惯了别人的冷淡和嘲弄，别人用脏话骂我，我的心中不起一点波澜。为了生活，我什么都能忍受。我已经完全变成了一个三轮车夫。
只是有时候，心中会泛起一阵苦涩：我的下一步该怎么办？该走向哪里？
有一天黄昏，我刚刚接过三轮车，骑行在大街上，还没有接到一单活，突然传呼响了，是一个陌生号码，我想可能是哪个客户约我拉东西。自从走上职业化三轮车夫的道路后，我也开始派发名片。
我骑到一个ic电话亭前，拨打电话。
电话拨通了，居然是那天晚上我骑着三轮车送往火车站的那名男子。我几乎忘记了他，这么长时间了，他一直没有联系我，我没有想到他会在今天呼叫我。
他说，他就在距离省会城市有一百多公里的一个县级市里。他问我是否愿意来他们那里，他向这家县级市的日报推荐了我，报社一名副总编让我第二天前去面试。
我说，愿意。
这时候，我还没有意识到省级报社和县级报社的差别，我以为全国的报社都是一样的，我相信凭我的实力，一定能闯出一片天地。那天晚上我只接到了一单活，然后就回家了。我睡在那间门口写着“意志战胜一切”的房间里，很长时间都难以入睡，我在想着面试会问些什么问题，我该如何回答。我设想着我就是那家报社的副总编，我会问些什么呢？我从包里取出自己的作品剪贴本，看了一遍又一遍。我不知道这些自己精心写作的作品，能否给自己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。
第二天一大早，我就坐上了去那家县级市bdi./bdi的火车，然后，来到了那家报社。
那家报业有一幢十层楼房，楼下的几层是他们的办公室，楼上的几层租给了安利公司和几家保险公司。我真没想到一家县级报社居然有这样的实力。在大堂填写好了资料后，保安将我带到了三楼的副总编办公室。
副总编头上是一片不毛之地，光秃秃的，就像是葫芦瓢，闪烁着睿智的光芒。副总编头颅又圆又大，像地球仪一样压在细细的脖颈上，让人担心随时会被压折。这副形象完全就是影视中经常出现的黑社会老大。可是副总编态度很和蔼，笑容可掬，谦谦有礼，实在对不起他这种威猛的头颅和发型。一副近视镜架在他敦敦实实的鼻梁上，显得很滑稽。